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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超努力史学，晚年所著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，为其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作补充，在史学上均有相当之地位，娓娓之度，极便览观。其门人姚名达跋云：“右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一部，新会梁任公先生讲述，其门人周传儒、姚名达笔记为文，都十一万余言，所以补旧作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之不逮，阐其新解，以启发后学专精史学者也。忆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，名达初受业于先生，问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，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，此一点为何。先生曰：‘史也，史也！’是年秋冬，即讲《中国文化史》《社会组织》篇，口敷笔著，昼夜弗辍，入春而病，遂未完成。十五年十月六日，讲座复开，每周二小时，绵延以至于十六年五月底。扶病登坛，无力撰稿，乃令周君速记，编为讲义，载于《清华周刊》即斯编也。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业，编至《合传及其做法》而止。名达遂继...